中国社会新群体：大学生农民工生存状态调查
发布时间：2011-2-17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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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新群体：大学生农民工生存状态调查 核心提示 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群体：他们出身农村、考上大学、进入城市，毕业后与进城打工的父兄汇流，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无几，生活境遇同样是在城乡之间漂浮。对这样一个近几年涌现的年轻人群体，我们称之为“大学生农民工”。 保安员、保洁工、快递员、卖串串香的小贩、建筑工地绿化员、街头兜售手机的游商、做凉皮和刨冰的店员、汽车贴膜小工、胡辣汤小摊摊主…… 看到以上打着“农民工”烙印的职业时，你可能无法想象，他们正是记者在重庆、河南、浙江三省(市)所调查的一批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他们被赋予这样的称谓：“大学生农民工”。 论知识是大学生 讲身份是农民工 大学生农民工，一个正在变得庞大的社会新群体。 在重庆市白马凼公交车站附近，有一个隐没在高楼大厦中的城中村。这里的路面裸露着拳头般大小的石头，坑坑洼洼的街道污水横流。农民工和大学生农民工混居在一起，达数千人。 冬季的重庆阴冷潮湿。24岁的姚明和5名室友，挤在城中村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民房中，高低床、水泥地，袜子的臭味弥漫着，隔壁居住着一对农民工夫妇。来自陕西省高陵县药惠乡麦张村的姚明，2010年毕业于西安科技大学电控学院，在重庆颐洋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找到了一份超纯水机售后服务的工作，月收入1500元。“抽烟6元、早餐1.5元、车费4元、午餐6元、晚餐5元，我一个月至少需要700元生活费，剩不下多少钱”。 姚明的户籍还在农村老家，他告诉记者：“没有房子没有家，迁户入城有什么用？还不如在农村有块地。”究竟有多少大学生农民工居住在这里？姚明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像上千颗沙粒，渗透在农民工聚居区，渐渐地和农民工融为一体。仅从外表，难以分辨。” 每一座大城市里，都有类似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农民工混居区，比如在郑州，他们就主要聚集在北环柳林、庙李、城北一带的城乡接合部。 大学生农民工这个新群体人数究竟有多少？重庆市团委最近的一次500份新生代农民工抽样调查显示，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比为24.2%。 记者选取村庄、企业、大学班级三个与农村大学毕业生关系密切的点进行统计分析，表明大学生农民工是随着大学扩招、就业难加剧后，正在迅速长大的新社会群体。 ——村庄。近三年，西安市高陵县药惠乡麦张村、重庆市荣昌县双河镇双河村四组、重庆市巫山县建坪乡中伙村等三地大约有22人大学毕业，目前至少有10人的生活状态使其可以被视为典型的大学生农民工。 ——企业。重庆新龙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中有农民工1047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有117人。 ——大学班级。来自河南省叶县下里乡的李太白，2008年毕业于河南省科技学院。毕业以来，先后干过屠宰等体力活。他做了一个统计，大学同班有19名男生来自农村，除3人考上研究生、4人在企业上班外，其他12名男生都在郑州“漂着”。 半个月来，记者采访大学生农民工，与他们交谈、吃饭，走入他们的生活、情感——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头30年，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造就了2亿多城乡两栖的农民工大军，形成同工不同酬、贫富分化、留守儿童等诸多社会问题，那么今天值得深刻警醒的是，社会还在以同样的轨迹，造就出一个队伍正在逐步变得庞大的新群体——大学生农民工！ 岗位在城市 保障在农村 周勇是重庆龙湖南苑小区的一名服务专员，居民在请他刷卡开门时，习惯称他“保安”。当记者得知这名保安毕业于一所211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本科，拥有大学英语六级证书，还能够用日语读写、对话时，惊讶之余深感知识与职业的错位。 周勇563分的高考(微博)成绩，曾在家乡重庆巫山县建坪乡中伙村引起轰动。四年后，得知周勇毕业后只找到一份月收入一千多元的保安工作，他60多岁的父亲走出家门，砌墙、修水塘，挣了上万元，帮他偿还了助学贷款。 “父亲给我还贷款时，怕我伤心，扯谎说是借的。那一刻，我真感到自己太没用了。”周勇说这话时，努力保持表情平静，“天冷了，我连一副手套都不舍得买。农村大学生背着助学贷款走出校门，在城里打拼是从负数开始的！可能够成功吗？我家幸亏在农村还有地，最近我与一位大学同学正合计着回家乡办一个养鸡场。那份以前看不上眼的土地，也许是我以后的保障。” 记者在重庆、河南、浙江等地调查采访的近百名大学生农民工，90%是农民工的后代。他们的收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差无几，甚至还比不上仍在打工的父母、兄弟。 杨晏琼毕业于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专业，毕业后被父亲要求跟他在建筑工地学习墙体粉刷。杨晏琼对记者说，她和父亲同在重庆的建筑工地打工，她月收入1500元，而且今后涨幅有限，父亲日薪150元，是她的三倍。 记者在河南、重庆调查发现，大学生农民工的月薪在1200元至2500元之间，浙江稍高一些。 曾几何时，“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是农家孩子的最大梦想。但在农村大学生于城市落脚越来越难的社会背景下，与普通新生代农民工相类比的另一个共同点在于，绝大部分大学生农民工不再愿意迁出农村户口，放弃农村土地权益，这被他们视为最后一道保障线。 毕业于重庆[url=http://app.edu.ifeng.com/college/major/576]城市管理职业学院[/url]的唐世伟在重庆一家小区从事绿化工作，户籍仍在重庆荣昌县双河镇双河村四组。他说：“在城里没有房子，迁过来还不如在农村，可以继承父母的土地。有地比没地好，更有安全感。” 大学生农民工群体过着“岗位在城市，保障在农村”“平时在城市，过年回农村”的生活，游荡在城乡之间的生存状态，与普通农民工显现出趋同性。每一次面对他们青春的面孔，都让人感到他们对未来充满迷茫：我们到底属于城市，还是属于农村？ 那么，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大学生农民工有什么不同呢？重庆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农村劳务开发管理处处长唐继邦分析说，由于学历不同，大学生农民工对城市的期望值更高，不仅为了生存，更为了发展；他们知识水平更高，发展空间更广阔，维权意识更强，精神需求更高。但现实是，由于体力劳动者稀缺，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初期整体工资水平偏低，甚至低于新生代农民工。 现实虽残酷 未来却美好 在城市市民、农民工、企业家等人群眼中，大学生农民工有着不同的侧面。但有一点，人们的认识是共同的——他们有着美好的未来，也面对着残酷的现实。 浙江省农业厅经济管理处处长童日晖说，大学扩招之后，大学生从“天之骄子”和社会精英变为普通劳动者。 晏远刚在重庆嘉轩汽车密封件有限公司从事“接角”工作，这是一种全额计件的工作，平均60秒要做一个产品。 晏远刚十分感慨：“我本来已经农转非，现在又变成了农民工，没有关系就只能从头开始。” 尽管目前处境艰难，大部分大学生农民工依然觉得未来值得期待。实际上，社会公众中的大部分人也持同样观点。 从砖工逐渐成长为公司高管的黄玉健说，大学生农民工心态一定要稳定，看事情眼光要长远，实际上许多事情只要认真去干，凭他们的学识水平一定能干好。 让人欣慰的是，很多企业家也看到了大学生农民工的价值，在他们眼中，大学生农民工未来大有希望。 重庆新龙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杰告诉记者，公司招收的100多个大学生农民工现在刚刚走上绿化员、客户服务专员等工作岗位。表面上和农民工相似，但是他们的学习能力强，工作中表现出了智商高和情商高的特点，经常提出优化物业管理流程的好建议。更让人看重的是，他们有很强的管理能力，这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所没有的。 重庆嘉轩汽车密封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勇说，国外很多著名的大企业，有两个宝贝，一个是技术创新带头人，另一个就是大批成熟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大学生农民工走到生产一线去，将大大提升中国产业工人的整体素质，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他强调说：“只要这些年轻人与企业一起同心同力地进步，他们的未来肯定很美好！” 附o： 教育评论：为什么会成为“大学生农民工”？ 春节刚过，又到了新一年招聘的热潮期。大学生、农民工，这两种身份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今年大家忽然发现农民工身价涨了，而大学生“一岗难求”似乎预演预烈。是时代变了还是求职的风向标发生了偏差？ 据南京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最新的调查显示，立春以来，放出月薪1500元的文员职位，不乏大学生抢着干，而月薪2100元的搬运员，农民工却扭头就走，不愿意干，这不禁让人大跌眼镜。一时间，大学生“眼高手低”、寻求高薪、期望值高、不切实际等往年频繁与招聘挂钩的词语，顿时灰飞烟灭。 不可否认，“大学生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社会新群体已经诞生。如今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比起来，彼此距离或已拉得很近，有相同的工作性质、工作岗位、工资待遇、社会地位。唯一不同的是，大学生比农民工多些毕业证书，他们花了几十万念了十几年书后才踏上工作岗位，而农民工书读得少，却大多已经结婚生子。双方面对的社会压力不同，但由于各种经济因素，两大阵营却又不得不为了生存，改变各自求职之路。 快递员张师傅说，自己家里老婆和刚出生孩子要生活，一个月快递费如果低于4000元，就无法维持生计。所以对于各种急招岗位，不得不硬着头皮“挑三拣四”，寻找高薪岗位。而以大专以上学历为首的大学生，对于各公司开出的“先决条件”，不得不放低身段，先混个脸熟。东华大学毕业的小张表示，连续去了几个单位，对方都对有工作经验的熟练工开绿灯，而不愿意招收自己，所以，1、2千元的工资也就放下姿态，先做起来为好。 广州一建筑防水公司总经理坦言，他们给大学生的起薪是2000元，而聘请农民工的工资为2000元—3000元。对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待遇是“一视同仁”的，比如各类课程培训他们都可以参加。但如果农民工更有经验，又能吃苦，当然更欢迎农民工。 今年初开始，各地用工荒即开始空前爆发，广州缺工15万，深圳缺工80万，东莞缺工近100万，而上海各种劳动力岗位缺人，不得不举办一场又一场的招聘会。农民工薪酬高过大学生，这只能算是特殊情况，是民工短缺和大学生集中求职供求结构失衡造成的。笔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大学生和农民工都在不断尝试，并适应新的环境，寻找了自己新的定位，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首先，不存在大学生白读大学的说法。专门从事大学生职介的负责人透露，大学生起薪低，并不意味着读书无用。起薪只是大学生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对于那些有学历有能力、不浮躁肯吃苦的大学生来说，未来的发展前景、薪资待遇都将是一片光明的，而在这场“赛跑”中，最终靠体力谋生的农民工将没法比拟。 其次，教育部门应该看到新的形势下，招收比例和专业等还必须进一步调整。大学生就业如此困难，工资福利缩水严重，各大专院校应该好好检讨一下连年扩招政策，确实应该适时缩减大学招生。是否真应该传授更多大学生们一专之长？是否真正践行了“答疑解惑”的神圣职责？ 再次，大学生们的家长，应该给予更多孩子们鼓励和支持，读了大学就是“前途一片光明”，就是“全家发财致富”的老观念必须有所改变。如果大学生毕业找工作如此难，待遇还不如农民工，是否该让他们的孩子选择更多适合社会的学校，比如从技校、中专、特殊专业落手，稳步起步。 总之，农民工到了可以“站着把钱赚了”的转型机遇，大学生们也放下身段有尊严地活着。这值得全社会投以敬意，表示关注。 附一： 不能用大学生填补“民工荒” 自“民工荒”出现以来，舆论一直有一种想法：借“民工荒”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具体操作是，将以前招聘农民工的岗位，转向招聘大学生，同步提高岗位内涵。 这想法似乎不错，但有多少大学生会来应聘这些岗位？这些岗位又能真如设想的提升岗位内涵吗？现实情形是，很多地方一边是农民工招聘现场用人单位招不到工，另一边是大学生求职市场人满为患。只有少数大学生去赶农民工招聘专场。 在笔者看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不能用大学生去填补“民工荒”，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需求不同。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一大原因，是服务业不发达，仅占GDP的40%，而在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0%。服务业是吸收大学毕业生最多的领域，如不发展服务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只能到第一产业（农村）、第二产业（制造业、加工业），包括到基层中小企业找工作。这正是当前我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做法之一：鼓励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到农村、基层。 由于“民工荒”，这一做法在一些地区、学校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一些教育部门官员在各种场合批评大学生就业观念，认为有很多岗位找不到人，大学生只需转变观念，放下“身段”，完全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不得不说，这可能会加剧大学生就业难，也会加剧“民工荒”。如果让大学生去填补“民工荒”，会贻误产业结构调整，掩盖深层次经济发展问题，而能吸纳更多大学生的服务业，还不能得到发展。如果我国产业发展处于低端，就需要大量技术工人，“民工荒”也就进一步持续。 而如果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不接受大学教育完全一样，谁还愿读大学？这会出现严重的教育浪费、人才浪费，也会催生读书无用论。如此，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 附二： “用工荒”是阵痛期，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早报记者：有一些企业反映，不加工资招不到人，可是加了工资，企业就不赚钱，办不下去了。 赵建德：对于技术工招不到的问题，上海正在推进职业培训。从去年开始，在本市就业的农民工和市民一样，享受同等的职业技术培训补贴。这些都是指中级以上的技术培训，而不是简单的上岗培训。去年有11万农民工接受了职业技术培训，今年将有20万农民工接受培训，到明年，3年培训人数总量将达到50万人，约占上海农民工总量的1/8。 招不到普工，是上海现在的主要问题，上海正在推进转型发展，低端制造业越来越没有前途，企业开出的薪资与内地城市相比没有竞争力，所以，真正“荒”的是这些低端制造业企业。既然工资对农民工没有吸引力，他们自然要走。 现在，对于用工难的问题，企业只有两个办法：能够承受的企业，提高职工工资；难以承受的企业，把公司开到农民工的家乡去。劳动力市场是市场就业，农民工更是完完全全的市场化，岗位、技能和待遇要匹配，缺一个都不能成功。不论是农民工、大学生还是白领，对一切找工作的人都应当一视同仁。 早报记者：现在还有一种说法，中西部开始和东部地区争抢工人，您怎么看？这会影响到上海产业的发展吗？ 赵建德：现在中西部省份也在大力促进就业，不存在截留农民工的说法，一些农民工留在当地就业，更多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选择。西部一些企业也希望能够吸引到一些在沿海企业工作的熟练工人，会自觉开出适合的薪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在现阶段确实会分流一些沿海省份的农民工，但长远看它对国家发展的吸引力更大，有利于中小城市发展。 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沿海城市，特别像上海这样生活成本相对高的城市，可能更适合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岗位要求高，工资待遇高，发展机遇大，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自动选择适合它们发展的地方发展，一般的农民工可选择在家乡周边就业，降低生活成本，也可以照顾家庭，同样也能减少大量流动人口迁徙带来的社会资源成本，有利于企业布局调整。 早报记者：对上海的企业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赵建德：现在说的“用工荒”，应该是一个阵痛的过程，倒逼着企业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是一种市场化的调整。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附加值低，只能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取经济效益。面对农民工工资诉求的提高，利润正在逐步降低，到一定的程度，企业不能承受，就要进行调整，考虑搬家。 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在做一些选择，企业也在做一些选择，政府也面临着选择。而最终，这一切都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而非行政的命令，最终结果是使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更合理。 早报记者：那么在产业结构调整后，农民工在上海还会有工作机遇吗？ 赵建德：那是当然的，今后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附加值高的产业，还是需要大量的工人，其中大部分也会是外来劳务工，但他们很可能会是带着技能过来的，比如在家乡的工厂工作过，学到了一定的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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