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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准鲁迅、余秋雨及季羡林 [复制链接]

qupeng2008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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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7 17:44:57 |显示全部楼层
关键词: 季羡林 , 鲁迅 , 余秋雨

现场艺术家金锋,在上海左翼文化社区——多伦路咸亨酒店做了一个“鲁迅宴请知识界”的活动。十一位思想者竟然未能与扮演的鲁迅对起话来。《精品阅读》杂志第三期以“鲁迅如何吓着了知识界”为题,报道了这次事件。对这个结果,参与的学者各有说辞,理由无非是扮演的鲁迅太不入流了,根本令他们无法产生对话欲望。学者崔文华先生的分析最为透彻,在一个无主题的年代,人们各说各话,作品呈现了这个真正的主题。我以为,思想者缺乏游戏精神,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他们喜欢端起架子发言,一旦置身于一个平等的交流场所,因失落而滋生的矜持和傲慢,使他们无话可说。脱离他们自以为是的话语体系,这些人其实也是相当贫乏的。

与鲁迅相比,他们知识或许够用,但思想不在一个高度上。至于鲁迅那种战士的气质,就更是稀缺了。在一个真实的鲁迅面前,他们极有可能会因为胆怯而无言。

有几个功成名就的中年学者鼓吹要为韩寒加冕,捧为新时代的鲁迅。这样的做派让人哑然失笑:如果不是出于争取八零后支持的策略,便是对鲁迅的无知。

在一个犬儒化的社会,青年韩寒特立独行,在体系外活得有声有色,其行为不乏标本意义。但他更多的是成就自己,他的反抗是无力的。他是一个清醒的聪明人,韩寒没有黑夜,他的世界是明亮的。他智慧勇气兼具,但缺乏思想深度,更缺乏鲁迅那种伟大的精神境界。

关于鲁迅,看来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多。

即使对鲁迅,也有人试图剥去其被册封久矣的大师称号。一些文学研究者正在鲁迅的后院疯狂扒粪,企图用张爱玲替代鲁迅,改写老套文学史的排行。李泽厚先生以为不可,“鲁迅不仅思想好,人品好,文章也最好。”他认为,“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前不可能绕过康梁,后不可能绕过陈、胡、鲁。”《万象》七月号,刊登了刘再复与李泽厚的长篇对话。在题为“共鉴五四新文化”的对话里,两位学者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一种倾向:以文学技巧压倒思想内容,以知识、学问压倒贬低思想。“鲁迅比其他启蒙者更深刻的地方是超越了启蒙,思考人的存在意义。不止着眼于唤醒民众,而是展示个人孤独存在的内心。”(李泽厚语)

有人在寻找鲁迅的内心。在今年第一期《读库》里,祝勇认为,在黑夜里,活跃着鲁迅广阔而深邃的精神世界,这个从白天意识形态网络里脱身的灵魂,才是一个需要认真破译的大海。

给鲁迅找茬的也有。学者张耀杰撰文称,鲁迅和其弟周建人犯有重婚罪。鲁迅之子周海婴在第二十四期《新民周刊》予以回应。这篇“以鲁迅和周建人重婚了吗?”的文章,出示了中国大陆法院1951年的两份判决,以此证明周建人先生的清白。对自己父亲的婚姻,周海婴辩驳道:鲁迅尊母命与原配结婚,但并未同房。原配愿意留在周家“陪娘娘一辈子(鲁母)”。周海婴说,鲁迅一直负担着原配的生活费。原配从未对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提出过异议。“鲁迅也不可能自投国民党的法院去办理与朱安的‘正式’离婚手续”。鲁迅做到了“自他两利”。周海婴呼吁:不能用非历史主义的态度,抽象地议论复杂的人与事。

鲁迅是死后别人封的大师。而余秋雨是活着自己认购的。

大师余秋雨曾这样论述鲁迅:“(鲁迅)自己亲身体察过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次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的正确,从而信仰愈益坚定;反过来,又用马列主义判别和提炼着这些经验,通过思想内部的矛盾运动,辛勤地在头脑里做着吐故纳新的工作。”(《学习与批评》1975年8月号)当时的写作者一心想把鲁迅纳入革命的行列,慷慨地赠与其数冠马列主义的礼帽。

打扮鲁迅的余秋雨,这些年也成了“大师”。被需要和自我需要,使余秋雨独步一时。这个另类大师,十余年来风光无限,俨然一尊文化守护神。

这是一尊纸糊的大师。从知识、思想到人格,余秋雨都不是一个过硬的选手。他知识错谬百出,据文史学者金文明先生分析,其所犯的常识性错误就令人诧异(见《精品阅读》第四期)。无知且无畏,余秋雨不但不思改正,还要倒打一耙,诬陷为自己挑错的人是出于“嫉妒”。至于思想,按余秋雨自己的说法,他独自守护中华文明十余年,看着这个幼弱的孩子长大成人,终获世界承认,心里很是快慰。这种自我标榜,也只有在这样的年代,由这张嘴里说得出来!自我表彰是余秋雨的一大特征。遗憾的是,余秋雨辛苦包装起来的金身,借由萧夏林揭发、易中天拓展的灾区“诈捐”事件,在牛年初夏轰然坍塌。

余秋雨成为这个时代最可笑的标本。他借助早年投身政治漩涡练就的心术与手段,游弋于官场、商场、文坛,聚敛名声与财富,可称之为如鱼得水的成功人士。在好多时候,他以国家的形象代言人自居,言语间颇有舍我其谁的文化英雄气概。

知识缺陷还不是致命的,余秋雨最欠缺的是反省能力。经年的滚爬摸打,他练就一幅商人的精明和狡诈。他滔滔不绝的话语,好多时候,就是掩饰内心自卑的遮羞布。他是暧昧的一团雾气,从来就不曾明晰过、坚实过。他不信任任何人,唯我独尊。他以文交接权势,取悦贵人,行文虚夸、言不及义,有卖弄之意,无真诚之心。

相比之下,刚刚去世的季羡林先生就太谦虚了。他是被封为大师的,最新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是公众渴望与政府导向合力的结果,“树立一个经得起公众检验的文化符号,成为必要。公众呼唤,与治国之策,此时不谋而合。”季羡林生前屡次辞掉“大师”“泰斗”“国宝”的称谓,死后竟然又被一一戴上。给季羡林戴高帽的人,当然各有所图。一帮作秀的文人墨客,确实应该从内心感谢这位善良的老人。心净情真的老人,常常会上谄媚者的圈套。

令人唏嘘的是,几个宵小之徒冒天下之大不韪,放肆地诘难逝者,一个气势汹汹的理由是:季羡林一生没有反抗暴政——当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敌人。我想,季羡林先生有不反抗的理由,更有不反抗的自由。一部《牛棚杂忆》足以赎回他之前所有的“罪”。在他生命的晚年,他以“讲真话”而著称(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讲真话——季羡林人生箴言录》便是明证)。在这样的世道里,他高洁的人格力量,难道不具有拯救人心的效用吗?一个只有反抗者和统治者的社会是可怕的。

我们需要更多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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