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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不仅是一种美德 [复制链接]

龙龙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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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5 10:49:33 |显示全部楼层
关键词: 美德 , 忍耐

       中华文明五千年,醇厚文字如美酒一般醉人。有一句成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还有一个词“筚路蓝缕”,都是专门用来形容创业之不易的。不易在哪里呢?首先是要忍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折磨还好办一些,挺一挺就过去了,就像发明KV杀毒软件的王江民。王江民40多岁到中关村创业,靠卖杀毒软件,几乎一夜间就变成了百万富翁,几年后又变成了亿万富翁,他曾被称为中关村百万富翁第一人。王江民的成功看起来很容易,不费吹灰之力。其实不然。王江民困难的时候,曾经一次被人骗走了500万元。王的成功,可以说是偶然之中蕴含着必然。王江民3岁的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落下终身残疾。他从来没有进过正规大学的校门,20多岁还在一个街道小厂当技术员,38岁之前不知道电脑为何物。王江民的成功,在于他对痛苦的忍受力,从上中学起,他就开始有意识地磨练意志,“比如说爬山,我经常去爬山,五百米高很快就爬上去了,慢慢地爬上去也就不感觉得累。再一个就是下海游泳,从不会游泳到喝海水,最后到会游泳,一直到很冷的天也要下水游泳,去锻炼自己在冰冻的海水里提高忍受力。比如,别人要游到一千米、二千米,那么我也要游到一千米、二千米,游到二三千米以后再上岸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了,累得站不起来了。就这样锻炼自己,来磨练自己的意志。”他40多岁辞职来到中关村,面对欺骗,面对商业对手不择手段的打击,都能够坦然面对。所以,中关村能人虽多,倒让这样一个外来的残疾人拔了百万富翁的头筹。 

  中关村还有一个人可与王江民一比,年纪却比王江民小得多,这人就是华旗资讯的老总冯军。冯军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读大学时就在北京有名的“外贸一条街”秀水街给倒货的留学生当翻译赚外快。毕业后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有机会直接到外国赚洋钱,他却因为不愿意受管束而拒绝了。为了追求自由自在,他宁愿跑到“村里”自己打江山。冯军在中关村是从小生意做起的,有个“冯五块”的外号,因为他在推销东西的时候,老是对人说:这个东西我只赚你5块钱。有媒体曾经这样描述冯军在村里的生活,“冯军一次用三轮车载四箱键盘和机箱去电子市场,但他一次只能搬两箱,他将两箱搬到他能看到的地方,折回头再搬另外两箱。就这样,他将四箱货从一楼搬到二楼,再从二楼搬到三楼,如此往复。”这样的生活,有时会让人累得瘫在地上坐不起来,但更需要承受的,是心理上的落差。冯军在中关村创业,一要丢掉清华大学高材生的面子。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中关村和冯军干一样活儿的人,大多数是来自安徽、河南的农民,如中关村的CPU批发生意,60%以上都由来自安徽霍邱县冯井镇的农民把持着。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要成天与这样一些人打交道,与这样一些人厮混在一起,让这样一些人认可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撕去“伪装”,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其次,为了让人家代理自己的产品,“村里”那些摊主儿不论大小都是自己的爷,见人就得点头哈腰,赔笑脸说好话。中关村那些摊主儿的素质尽人皆知,好听的话不会多。从“冯五块”这样一个绰号,可以看出冯军当时在中关村的“江湖”地位。 

  后来冯军总算发达起来了,不料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就是与郎科的优盘专利权纷争。郎科的创始人邓国顺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从一个打工仔成长为亿万富翁,邓国顺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中间亦经受了无数的折磨。“那种煎熬是一般人不能承受的,可是我们没想过放弃。即使是累得快趴下,钱快花光的时候,我们也不过是想:没钱了,再回新加坡打工,赚了钱又继续搞。”邓国顺说的是他和创业伙伴成晓华几年前一起开发优盘时的情景。现在邓国顺的朗科拥有优盘的专利,冯军的华旗却想来分一杯羹。邓国顺不答应,两家就起了纷争。冯军息事宁人想和解,天天给邓国顺打电话,但是邓国顺一听是冯军的声音就撂电话,逼得冯军不得不换着号码给他打。冯军大小也是个老板,华旗在中关村虽然比不上联想、方正鼎鼎大名,可也不是寂寂无名之辈,这样低声下气地让人不待见,还不都是为了公司的生意。这是创业者需要忍受的另一种精神折磨。 

  但是冯军所受的折磨,与俞敏洪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俞敏洪是国内英语培训的头牌学校新东方的创始人。对俞敏洪的创业经历,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在《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中,有详细记录。其中令人印象尤深的是对俞敏洪一次醉酒经历的描述,看了令人不禁想落泪。 

  俞敏洪那次醉酒,缘起于新东方的一位员工贴招生广告时被竞争对手用刀子捅伤。俞敏洪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混,应该结识几个警察,但又没有这样的门道。最后通过报案时仅有一面之缘的那个警察,将刑警大队的一个政委约出来“坐一坐”。卢跃刚是这样描述的: 

  他兜里揣了3000块钱,走进香港美食城。在中关村十几年,他第一次走进这么好的饭店。他在这种场面交流有问题,一是他那口江阴普通话,别别扭扭,跟北京警察对不上牙口;二是找不着话说。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尴尬和恐惧,劝别人喝,自己先喝。不会说话,只会喝酒。因为不从容,光喝酒不吃菜,喝着喝着,俞敏洪失去了知觉,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老师和警察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换一般人,喝成这样,回不来了。俞敏洪喝了一瓶半的高度五粮液,差点喝死。 

  他醒过来喊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学校的人背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多小时,他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着:“我不干了!再也不干了!把学校关了!把学校关了!我不干了!……” 

  他说:“那时,我感到特别痛苦,特别无助,四面漏风的破办公室,没有生源,没有老师,没有能力应付社会上的事情,同学都在国外,自己正在干着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 

  他不停地喊,喊得周围的人发怵。 

  哭够了,喊累了,睡着了,睡醒了,酒醒了,晚上7点还有课,他又像往常一样,背上书包上课去了。 

  实际上,酒醉了很难受,但相对还好对付,然而精神上的痛苦就不那么容易忍受了。当年“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变法失败以后,被押到菜市口去砍头的前一夜,说自己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几个人能体会其中深沉的痛苦。醉了、哭了、喊了、不干了……可是第二天醒来仍旧要硬着头皮接着干,仍旧要硬着头皮挟起皮包给学生上课去,眼角的泪痕可以不干,该干的事却不能不干。拿“观察家”卢跃刚的话说:“不办学校,干嘛去?” 

  俞敏洪还有一件下跪的事,在新东方学校也是尽人皆知。那是当着几十个人,当着自己的同学、同事,当着在饭店吃饭的不相干的外人,俞敏洪“扑嗵”一声就给母亲跪下了。起因是,俞母将俞敏洪的姐夫招来新东方干事,先管食堂财务,后管发行部,但有人不愿意,不知谁偷偷把俞敏洪姐夫的办公设备搬走了。俞母大怒,也不管俞敏洪正和王强、徐小平两个新东方骨干在饭店包间里商量事,搬把凳子便堵在包间门口破口大骂。王强和徐小平看见俞敏洪站起来“大义凛然”地向门外走去,还以为他是要去跟母亲做坚决的斗争呢,谁知这位新东方学校的校长、万人景仰的中国留学“教父”,“扑嗵”一声,当着大伙儿的面,给母亲跪下了。弄得王强和徐小平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王强事后回忆说:“我们期待着俞敏洪能堂堂正正从母亲面前走过去,可是他跪下了。顿时让我崩溃了!人性崩溃了!尊严崩溃了!非常痛苦!”一个外人看见这样的场景尚且觉得“崩溃”,觉得“非常痛苦”,那么,作为当事人和下跪者的俞敏洪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俞敏洪是千万富豪、亿万富翁,但又有谁知道俞敏洪这样一类创业者是怎样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呢?他们在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道路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忍受了多少别人不能够忍受的屈辱、憋闷、痛苦,有多少人愿意付出与他们一样的代价,获取与他们今天一样的财富?更有甚者,当初江苏名佳企业董事长张正基创业时,因为违逆了父亲的意思,甚至被父亲告到税务局,说他偷税漏税,父子因此而3年断绝往来,你知道其时张正基的心情吗? 

  对一般人来说,忍耐是一种美德,对创业者来说,忍耐却是必须具备的品格。电话大王吴瑞林(侨兴老板)当初创业失败,“走在路上,平时笑脸相迎的乡邻竟然一夜之间形同陌路,不断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没多久,孩子们就哭着回家告诉我,老师把他们的位子从第一排调到最后一排去了,学校里的同学也不和他们玩了。”吴瑞林不得不带着家人,“选择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悄悄离开”,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指甲钳大王梁伯强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辛苦累积财富,而每一次点滴积累的财富最后总是被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原因”剥夺,搁一般人早发疯了,可梁伯强都忍下了。现在他是一个成功者。 
老话说“吃得菜根,百事可做”。对创业来说,肉体上的折磨算不得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才是致命的,如果有心自己创业,一定要先在心里问一问自己,面对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全面折磨,你有没有那样一种宠辱不惊的“定力”与“精神力”。如果没有,那么一定要小心。对有些人来说,一辈子给别人打工,做一个打工仔,是一个更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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