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与理智:海外并购的基本前提 (麦肯锡)

发布时间:2010-8-12 09:06    发布者:步从容
关键词: 海外 , 理智 , 麦肯锡 , 能力 , 前提

——麦肯锡
全球资深董事徐浩洵谈跨境并购的挑战和风险

在全球并购的种种机遇面前,中国本土企业应多一分冷静,把风险因素估计足,把失败可能考虑够,把不易量化的企业文化、管理风格等挑战分析透,把提升自己能力的功课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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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本土企业冲出国门并购,大有争先恐后之势。有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参与的跨境并购案数量在全球名列前茅。麦肯锡上海分公司全球资深董事徐浩洵忠告志在必夺的本土企业,在跨境并购中,要多一分冷静和理智,警惕机遇变风险;要多一些准备和分析,尽可能量化和排序风险;要把握100天的并购蜜月期,百倍重视企业文化理念差异的挑战;要先在本土做强,再谈越洋蛇吞象;要认清提升价值的所有杠杆选择,不拘一格采用整合模式。

经验提醒我们,海外并购失败的比例很高

第一,兼并和并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第二,当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并购时,由于文化的不同、行业结构的不同,以及管理的不同,所面临的挑战要比在同一文化环境、同一国家内的兼并和并购更大,更复杂。

欧美国家之间的企业兼并和并购的成功率不到50%50%失败的原因并不是说两家企业之间没有协同效应,也不是说两家企业合并或兼并后,不能提升它的业绩、利润、收入等等。失败的一大原因是,对并购中非常关键的一大挑战——两家企业的文化、管理风格会出现很大的分歧 ——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及时有效的应对之策。这个冲突或碰撞往往是兼并企业在兼并前没有考虑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很多企业参与兼并和并购,看的是财务业绩,看的是成本收益,看的是收入上的提升,而没有看到文化、语言、管理风格上的诸多不同。

中国的企业过去在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兼并和并购,但这是在同文化背景、同政府背景的前提下。文化方面的区别、管理体制和管理文化的区别不会有那么大,因为它本身是在一个同样的市场当中,企业对于风险的评估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相对来说都比较强。

中国企业现在正在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在文化背景、行业结构、管理风格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性,比在同一个国家内、在同一文化背景内进行兼并和并购要大得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时候,牵涉到很多政府间的协调、高管间的协调、法律法规和风险方面的协调,特别是有一些国家目前对中国走向全世界还持敌对态度。往往这些风险是中国企业在过去、在中国、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从未预见到、从未经历过的挑战。因此,并购失败的可能性更大,风险更高。中国企业对此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准备。

殷鉴不远:警惕机遇变风险

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巨大机遇。第一,中国是增长最快的一个市场,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创伤或者说负面的影响最小。第二,金融危机使很多海外企业的资金链断裂,而中国今天是属于资本最富有的国家,不仅仅资本最富有,资本的成本也非常便宜。对于中国任何一个企业来讲,这都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但是,反过来,它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战。20年前的日本,在某种意义上,它所面临的机遇跟中国企业现在所面临的机遇非常相似。当时,日本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企业成长得也非常好,日本20年前在全球做了大量的兼并和并购,但结果80%90%都失败了。这告诫我们,机遇和风险是共存的。中国企业今天如何在拥有那么多机遇的前提下,非常冷静地通过一种非常系统的分析和流程,来规避风险,这可能是中国企业今天应该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规避风险三原则

规避风险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第一,风险需要量化。第二,风险必须优先排序。第三,对风险的化解机制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

风险发生的几率和风险发生之后对企业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在不同的象限里。如BP这次在深水钻井所发生的风险,这种风险所发生的几率相对是很低的,但是,风险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想,中国企业在走出国门考虑风险的过程中,要对每一个风险进行优先排序。在四个象限当中,有一些风险发生的几率很高,但这些风险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并不大,可能不是致命的。对这些风险,我们可以通过规划、通过流程去规避。中国企业要考虑到的风险是,风险的发生对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风险所发生的频率可以是高,也可以是低,但更多要考虑是那些发生频率不高,但却是致命的风险。比如说,管理层的不统一,在文化上、在理念上的这种不一致,这种风险只要发生,它对企业的兼并和并购、并购后的管理很可能是致命的,而且是无法挽救的,除非你把所有的管理层都统统换掉。

系统分析提升价值的杠杆选择并转化为评估指标

我想,系统性可能是中国企业要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如何能够系统地把两个企业兼并之后的价值提升的杠杆进行充分的量化,如何把风险能够进一步地量化,同时,全方位地来考虑如何化解这些风险,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给你举些例子。我们有一个客户,是民营企业,可能是在中国走向国际化过程当中最早的一个企业。大概10年前,他到美国去兼并一个小型发动机或家用电机的一个产品。当时,这家客户看到的是巨大的机遇,无论是从成本下降的空间,从行业结构,从整个生产的转移,还是从通过降低成本进入新的产品领域、进入新的区域市场,都有巨大的潜力。从理论来说,他有巨大的价值提升的空间。但兼并前和兼并后所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一样的。兼并前,挑战是如何克服法律法规方面的障碍。兼并后,则是如何真正能够获得国外公司管理层的认可。这个兼并最后是不成功的。最关键的一点是,美国的管理层在理念上,从兼并的第一天,就没有认可这种意识,没有充分地相信中国(产品)的质量,中国的整个物流体系,以及中国能做出产品的细致性。所以说,会有很多非常能够提升业绩的杠杆,但如何在兼并前能够系统地去了解可提升价值的每一个杠杆,不仅仅知道这个杠杆,而且能够能在整个沟通、协调的过程当中,认可这些杠杆,能够把这些杠杆作为管理层行动的计划和管理层业绩评估的指标,这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的另一个客户,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整个兼并过程中,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看到了中国降低整个成本的空间,但是,它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如在采购这一点上,他们做出了非常细致的模型和量化,对于每一个零部件、元器件的采购都做了非常好的估算。它不仅仅做了估算,而且还让中外双方的管理层坐在一起,将此变成管理层所认可的追求目标。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文字上的价值提升的杠杆,而是变成了管理层行动和考核的目标。同时,通过激励机制,来激励中外管理层为最大化地提升整个价值,一起去努力。从文化上,尽管两个企业可能在语言上、在地缘上,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从两个公司所追求的目标上,从企业文化上,它有非常相通之处。所以,这些系统性的分析,追求文化上的统一,或者说文化当中的互补,就变得非常重要。

同业并购和跨行业并购之间的不同要求

行业和行业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在一些行业里,兼并和并购的挑战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点。而在另一些行业中,兼并和并购的挑战本身就非常大。如果到国外去做一个消费品公司,无论是从品牌、渠道、还是服务,你都必须适合当地的文化,这种兼并和并购的挑战其实是巨大的。如何充分地理解消费者的需求,如何跳出中国对渠道的认识和管理方法,去管理一个新的渠道,去管理一个新的品牌,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从技能上,它面临的挑战都远远大于到国外去开一个生产车间、去制造一个产品,或者说,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去生产产品。又比如,到国外去兼并一个上游资源,当然它的风险也很大,但是,它的价值链条相对来说可以封闭地在一个矿山内,能够把这个产品,把这个资源给它挖出来,通过好的运输渠道,把它运到中国,或者运到全世界,就行了。这比到国外去做一个医药产品,做一个消费品,整个风险相对较小。第一类的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性的,跨行业的区别和差别相对来说也要小得多。

宜从同业并购入手

我们希望更多看到的是同业并购。跨国的兼并和并购,从理念、文化、行业结构、行业管理上,区别非常大。我们看到,特别是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国企,它们看到更多的是机遇,看到可能更少的是挑战,这跟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经历非常相似。当时,大家看到的都是机遇,没有看到机遇背后的挑战,很多的公司在初期是机遇让它成功了。但是,改革开放一、两年、两、三年后,所有无序的、多元的企业基本上都失败了。我们希望,当一个企业在做跨行业的兼并和并购过程中,特别要考虑到跨行业的挑战和风险,以及整个行业的周期所带来的新挑战,然后,形成规避或者说防范的机制。

能力和理性:海外并购前必备的条件

规模上没有一个绝对的数,蛇吞象的现象,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有。但是,我们认为,海外并购要有几个先决条件:如果你要去兼并一个竞争行业里的企业,我们希望看到,这些企业自身在中国是成功的,这些企业在中国的管理是第一流的。比如说,它形成了一个好的理念、好的文化、好的机制,或强的竞争力。这样,它在全世界市场中,在行业中,才有成功的前提条件。

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是,中国的企业自己在中国还没有成功,就急于到海外去抓机遇,看到国外的只是机遇,没有看到国外的挑战。我认为,第一,内功一定要练好。第二,中国企业在兼并过程中,有巨大的价值提升的潜力,无论是捕捉中国市场所提供的增长机遇,还是把握本身由于成本优势能够带来的降低成本的前景,或是通过国外和国内市场能够进行全世界行业重组的潜力。但是,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决策是非常理性的、系统的决策,是充分了解到风险之后才做出的正确的、科学的选择。

别错过整合的蜜月期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兼并后的100天对于一个企业的兼并成功与否非常重要。什么道理?在100天之内,很多的理念,很多的改变是能够被接受的。过了100天之后,员工、领导、管理层能够接受这种新的改变的程度可能会大幅度下降。所以说,如何在兼并之前就充分考虑到风险,考虑到对每一个可能产生的风险形成的规避机制和方法,就非常重要。关键是,我们不能错过整合的蜜月期

如果在100天之间才去做企业文化的交流,那可能已经太晚。兼并之前,在兼并宣布的第一天,我们所有的基础工作都必须提前进行。在兼并前,我们就必须充分了解和理解兼并后价值提升的杠杆是什么,兼并之后的风险是什么,理念、观念在什么地方可能会不同。如何影响我们新的企业文化,如何形成新的机制去改变和创新我们的企业文化,这些工作都必须提前做。兼并后的100天应该是一个执行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才开始思考的过程。

整合模式不可一概而论

并购后的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其实有很多战略选择。从领导人的风格,从企业的文化,从管理的架构和模式,其实都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容易看到两个极端:一种是彻底的整合,也就是说,兼并的公司把被兼并的公司彻底地统一到兼并公司的文化、做法上来;第二种是另一个极端,我只是做财务投资,所以,只通过董事会的方式来对管理层提出新的追求的目标,通过激励,通过改变它的战略来影响被兼并的企业。

其实,在两个极端之间,在每一个战略性的选择上面,它都有不同的选择。可以在文化上兼容,在文化上甚至可以创新。管理层可以兼容,或者有两个不同的团队,或者说,管理层是由兼并的企业来主导整个新的公司运营等等。在整个并购管理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选择。关键是在兼并之前,如何充分理解价值提升的杠杆,如何充分体会到或者了解到兼并后管理特别在文化上、理念上、机制上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能够尽可能地规避风险,这是一盘棋的考虑,它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战略选择,而不是随机的一个概率,或随机的一种想法。

美国思科公司的成长是通过并购和自身内涵式增长来实现的。它积累了丰富的兼并和并购经验。中国的企业需要学习它成功并购的最佳实践。它的基因(DNA)反映在它在兼并前的准备、兼并后的执行、以及它的一整套兼并机制理念技能上。我想,中国企业不一定要做到像思科这样的水平,但是,至少应该学习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在兼并和并购过程中的这些最佳典范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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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从容 发表于 2010-8-12 09:07:24
我估计略微在国外关注过几年和并购有关的事务的人都会得出同样的理论。企业兼并案例失败主要是文化融合的问题。

戴姆勒与克莱斯勒的分手是最典型的文化冲突造成的并购失败的案例。戴姆勒属于兼并企业的常败将军,基本上是没有成功只有失败。比如戴姆勒兼并MBB,Dornier, Junker。最后将MBB分出去与英法西成立欧洲防务公司EADS,Dornier分出去单干,最后破产。Junker经营不利破产倒闭。戴姆勒还收购了可以和西门子相抗衡的电气公司AEG。最后AEG仅剩下一个壳子,所有实体部门都破产了,只剩下被Elektrolux买下的品牌。戴姆勒与三菱的合作也不欢而散。戴姆勒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其文化不能融合。戴姆勒与三菱的合作与雷诺与日产的合作是决然不同的文化对抗或者合作的产物。

四年前,我曾经就并购的文化融合问题与宝马公司的人事总管讨论过。当时的案例就是宝马并购荣威。宝马兼并荣威的失败,更是凸显文化冲突在企业兼并成败的重要地位。其文化的冲突体现在德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差异,产量的文化差异,市场定位文化的差异。甚至当宝马的人开着Land Rover上高速公路都可以感到巨大的文化反差。最终这个兼并只能以失败告终。宝马不仅失去了几年的时间和收益,而且丢掉了为电影007提供专车的权利。

中国内地企业在海外这些年的兼并究竟成功多少呢?相信还是有成功的。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小作坊的兼并。但是兼并大企业的至少现在还不能说完全的成功,比如联想兼并IBM PC。

中国企业兼并欧美企业最难之处在于文化的融合,核心就是基本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华为的一位从中国派来的管理人向我抱怨,说当地雇佣的华人都不能把华为当作自己的企业,不认同华为的企业文化,该休假就去休假,不愿意加班。可见,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的职工在核心价值观上有巨大的差异。

吉利收购沃尔沃,也只有部分利用沃尔沃的品牌和部分技术的可能,其他就只能让沃尔沃仍然保持原来的运营状况。

事实证明:兼并企业大吃小比较容易,同行比较容易,本地比较容易。中国企业,包括大型国企,普遍不具备国际经验,也缺少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国际兼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风险很大。

但是为什么国企要国际兼并呢?一是有这么多人忽悠国企,包括国际顶级的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基金,目的是分一份羹。二是国企的领导很多人还不了解国际兼并的文化风险,轻信自己的以往经验。三是兼并是大势所趋。国企的技术储备有限,国内市场压力太大,目前国家的资金支持。再加上正好赶上金融危机,所以一下国际兼并就火爆起来。

文化差异,即价值观的差异,将是兼并成功的主要障碍。
如果这些国企能重视海归在国际企业兼并的价值,那将是双赢的结局。
步从容 发表于 2010-8-12 09:17:21
China's capit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is not ready,
but the amount of cheap capital and liquidity is more obvious than ever.

Under Housing bubble and currency appreciation, Japan did purchase a lot of assets in early 90. I hope we can learn from their lessons.

Renault-Nissan is a very good example of JV+collaboration.

Another way is vertical integration: suppliers buying wholesaler/distribution channel. Or you can just buy assets and start from hiring your own people.

兼并是大话题,我只希望民企别被呼悠,多出来自己走走,
闯闯,试试,实践出真知。
南北卡罗莱纳,好象有不少小民企 在当地的自家分店,口碑还行。

还有,大不等于强,化钱买货前,先看看自己未来现金流的风险。

ZT an article from FT:

大而不强的中铝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中铝是家标志性企业,作为新国企的代表,被赋予了一系列重任:国企公司制治理的样板,参与境外竞争的希望。 

目前中铝处境的尴尬,显示新国企的没落,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子虚乌有的新国企。

中铝在为避免上市公司被ST(A股市场退市风险警示)而奋斗。

据媒体披露,在内部会议上,中铝集团董事长熊维平给各单位下达的红线目标称之为生命线、生死线、高压线。“只有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才能确保中国铝业下半年不亏损,确保实现全年盈利的指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铝业就要进入上市公司的ST板块。”而这对于资金链极为紧张的中铝的致命的,中铝的银行授信与证券市场再融资都会受到严重挑战。
在境外市场,中铝开始面对外资对于中国大型国企的深刻不信任。2009年中铝并购力拓失败,宣告中铝在国际上游资源领域再次进军失败。此前中铝收购一直较为顺利。自从2004年肖亚庆开始出任中铝总经理之后,中铝凌厉的扩张,仅用两年时间,就使资产增长到1280亿元,是成立时的3.5倍。

中铝在收购时对自己的资金链过于自信,上千亿元的收购使中铝负债率有增无减。中铝曾有连续两年利润突破200亿的历史纪录,但金融危机后,随着有色金属价格的跳水,中铝的利润如过山车般滑落,两年亏损达100多亿元。虽然今年第一季度中国铝业宣布扭亏为盈,但负债率却上升了一个百分点。8月3日,标普发布研究报告表示,中国铝业入股西芒杜铁矿项目可能会压低其评级,因此已将该公司 “BBB+”长期企业信贷评级纳入负面观察名单,或予以下调。这意味着中铝境外融资成本的提高。

中铝还面临着国内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游击队员”的狙击。有分析人士指出,“中铝大举并购并没有错,它的错误在于它扩张的方向。中铝并没有向攸关自己产品成本的煤、电等能源行业扩张,这才是造成当下它巨亏的重要原因。”

国内大型铝厂如同打不死的小强,有地方丰富的煤、电资源作后盾,这让中铝无法实现一铝独大的梦想,面临被围追堵截的局面。目前国内铝行业产能完全过剩。今年国内铝的供给量为1700万吨左右,而需求只有1500万吨。中银国际报告显示,从今年4月1日到6月中旬,国内平均铝价为15700元/吨(含增值税),较一季度的16554元/吨下跌了5%。报告估计,中国铝业的生产成本(含增值税和折旧)为15500元/吨,高于当前的现货价格14080元/吨。

尴尬的是,当中国开始保护铜铝等企业,进行收购储备时,无形中保护了全球的资源企业、刺激了国内的产能;当中国开始略有紧缩,中铝等光鲜耀眼的大型企业就显示出不胜负荷,市场竞争力薄弱毕露无遗。

更要害的是,新国企所应该具备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很少有具体行动。2006年年底,中铝前董事长肖亚庆曾经表示,“我们最终目标是创办世界一流企业,造就百年老店,建立和谐中铝。一流意味着规模上、质量上、效益上做到行业一流;百年老店是指中铝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长远利益;和谐包括内部和谐———管理者和员工的和谐,不同企业之间、企业与地方、供应链、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和谐”,但上述言论无法成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佐证。肖亚庆本人的由商界向政界的自由跨越,暗示央企治理机制远没有完善。

面对压力,中铝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要求政府消灭国内过剩产能,就是将民企消灭一部分。这条路困难重重,以往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大型铝业集团都是地方政府的GDP支撑,是地方政府的心头肉。

另一条路是求助于政府,向高利润产业迈进。据报道,今年7月20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出《关于中国铝业公司调整主业范围的复函》,铝土矿采选,铝冶炼、加工及贸易;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稀有稀土金属冶炼、加工及贸易;铜及其他有色金属采选、冶炼、加工、贸易;相关工程技术服务。国资委还要求中国铝业公司根据调整后主业,积极推进调整重组、突出主业,优化资源配置,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可见,以往的中铝违背市场规律,摊子铺得太大。中铝可以在稀土等领域获利,但那是政策的恩赐。

新国企的代表没落,是新国企的悲哀,见证了做大不等于做强的铁律。这家世界500强企业,实现了在纽约、香港、上海三地上市的世界大同之梦,但从成本控制与竞争力上,仍不如国内的“游击队”企业。

这些游击队企业才是未来中国企业立足于世界之林的真正希望。


Comments:

国企很大一部分都说政治优势是核心竞争力。

我很难理解中铝有那么多的好牌,却打成现在这个样子。铝电缆,火车箱体,这些都拱手让人,收购了东轻铝总得出些成绩吧。泡沫铝,固态成型这些做成产业化,有那么难么。丢人

去找国内的评级机构大公给中铝评个AAA,再去找领导批个条,然后找证监会去增发股票,最后找银行贷几百亿元款就行了。

中国国企是有很多问题,央企绝对储备和网罗了所在行业的大批优秀人才, 这点地方和民企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法比, 只是内耗太多,斗争太多, 管理不到位, 追求短期绩效,才导致今天的局面. 感觉这篇评论的作者对行业的了解不透彻, 最后一句太感性了.

大型国企或者说央企的效率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内依赖垄断获得收益,却无法做大做强主业,反而打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旗号涉足房地产开发或者投资商业房地产业,但因其大、行政级别高,而能轻易获得银行等各种资源的倾斜,将技术更先进、盈利水平更高的民营企业排挤出市场,这样的发展将走向何种结局?
步从容 发表于 2010-8-12 09:19:53
李志群(前国家付总理李岚清之子)任国企监事会主席
国务院近日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的儿子,商务部外资司司长
李志群被任命为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李志群于2009年年底调任商务部
国际合作司司长,姚一林的儿子也做过这个职位,大约在1992年左右)

中国商务部公开的官方简历:李志群先后毕业于天津商学院,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
获工商管理硕士。曾经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总经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济
南分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现任商务部外资司司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曾公开的李志群的简历是:生于1961年,于1995年加入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先后任职于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多个重要岗位,
主持了公司上市,公司内部管理结构治理和公司重大建设工程等专案,同时负责公司
的运营服务和全面管理。
步从容 发表于 2010-8-12 09:40:40
推荐侬一本新书:《联想并购以后》
俺还没看 ,作者之一是俺朋友,侬要是有什么感想,俺可以负责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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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_encoding=UTF8&s=books&qid=1281323270&asin=B003XCN6IA&sr=1-1

内容简介:

《联想并购以后》是北大出版社自《蒙牛内幕》后推出的又一纪实类重磅作品。自从2005年联想并购IBM PC业务之后,联想就渐渐远离了公众的视线。整合的过程与结果如何,人们不得而知。而本书正是把目光聚焦于此,可以说,《联想并购以后》为公众了解国际化的联想打开了另一个窗口。

联想并购IBM PC业务后,并非像童话故事的结尾,“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实际上,联想表面平静,暗中激流涌动。整合从来不会温和地进行,人们所能看到的联想股价的波动也只是折射出冰山的一角。虽说联想的跨国并购是“蛇吞象”,然而作为“蛇”的联想也是个庞然大物,二者的融合,需要摆平多少人多少事,有多少困难与冲突,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就连当事者联想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整个过程中,虽然不断地遭遇失败与挫折,联想却越挫越勇,并逐渐找回自信和当家作主的感觉。

联想的前车之鉴,对其他企业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为其他企业的并购指明了一条可行的路径,也为管理学上的案例研究增加了浓重的一笔。

事实上,国际化带给联想的,除品牌、技术与市场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文化融合带来的运营质变。国际化之后,联想先后导入了IBM、DELL文化,文化的融通与对冲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其间,联想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阵痛和煎熬。

——联想董事局主席 柳传志

联想是个不甘寂寞的企业,2005年之前,它在公众面前几近透明,在并购IBM 的PC业务之后,联想刻意淡出公众的视野,独自承受并购的喜悦与痛苦。

有人形容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是“中国蛇”吞掉“外国象”。“蛇吞象”的壮烈,不在于以弱对强的冲击和融合,而在于消化大象实现脱胎换骨的升华。作为蛇的联想,并购一开始就决定了她无法处于强势,她也并没有什么成功的前例可循,在高管变动、组织结构调整和文化融合中,她不可避免地走了一些弯路,用柳传志的话说,“经历了阵痛与煎熬”,但联想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步步为营,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战法,逐步消化了大象。

两位作者作为联想并购整合的参与者,也采访了大量的联想内部人士,能近距离看清联想并购后内部发生的重要事件,披露了大量不为外界所知的并购和整合内情,但作者并非事无巨细地记录,而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对纷繁复杂的整合过程进行了梳理,呈现出每一个影响联想命运的关键细节。从这个角度说,这更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专业案例分析。

历经五年的吸纳和消化,联想已经不是并购前的联想。她摸着石头过河,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对中国企业的其他跨国并购行为,包括国内企业之间的投资和并购,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本书也是公众了解并购之后联想的首选,对管理学界的并购案例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联想并购以后》适用于:一般经管书读者;企业高管,尤其是有并购欲望或在并购实施中的企业高管,大学管理学院研究者、MBA和EMBA学员。对联想和联想的明星人物有兴趣的社会读者。
步从容 发表于 2010-8-12 09:43:18
机遇和逆境是发明之母——新兴市场将成为全球创新的下一个来源

设想一下,每年有7000多万人跨入中产阶级的门槛,他们几乎全部在新兴经济体中。到这个十年结束时,全球有约40%的人口将跻身按全球标准定义的中产阶级的行列,而目前仅为20%。这对消费市场来说意味着机会:例如,宝洁公司目前有客户约40亿,希望在未来十年中增加10亿新客户。在最近的季度收益报告中,从卡夫到雀巢的几乎每一家全球消费品企业,都在报告盈利上升,主要推动力是新兴市场中出人意料的收益。



数百种新产品成功地改变了传统的价格和成本结构,印度塔塔汽车公司制造的2,200美元的Nano车就是其中之一。

把握这一机会并非易事。这些新的消费者有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他们对于成熟的全球品牌几乎没有什么忠诚度,甚至没有多少认识。他们的品位和偏好的变化速度,如果不比发达市场中的消费者更快的话,至少也与之相当,而且他们还将要求产品品质与发达市场完全一样。但他们的消费支付能力平均只是发达国家消费者的15%(以实际美元计算)。

那些能够在发达国家水平的基础上将成本降低20~30%的企业,将会凭借这种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乘风破浪。塔塔公司2,200美元的Nano汽车的确引人瞩目,但事实上现在正在开发的数百种产品都有望从根本上改变价格和成本结构——从印度斯坦利华公司43美元的净水器到每月运营成本不足50美元的ATM代理Zero;前者被300万多印度家庭使用,后者本质上是当地商人使用的经过改装的手机,带有指纹扫描器。

为了开发这些新市场中崛起的富人的消费潜力,成熟的企业必须彻底改变其业务模式。例如,印度斯坦利华由于无法在印度找到大范围的可靠分销渠道,就利用从自行车到牛车各种工具向市场运送产品。当印度冰箱制造商Godrej决定向农村市场投放冰箱时,它与村民们一起重新设计了一款满足其需求的产品。结果,ChotuKool这款69美元的冰箱不仅打破了价格壁垒,而且还具备一些能够在消费者无法获得持续供电的环境下使用的特性。

当前单位份额领先的企业将成为未来的收入领先者——对其视而不见会让您面临危险
由于成本低,这些创新产品早在实现重大收入份额之前,先获得了巨大的单位份额。这种差别不容忽视。意识不到这一点的CEO会面临如下风险:会被沿着价值链迅速上移的低成本创新者赶上,后者将拥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

例如,卡特彼勒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设备制造商,其收入是第二大制造商的两倍。按照这个标准,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够进入前十,因此,中国看起来似乎在近期内不会构成威胁。但是,按照单位销售数量来看,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按照所售出的车辆来排名,业内12家最大的轮式装载机(建筑设备中销量第二大的产品)制造商,有9家是中国企业。而且,这些中国制造商不仅在本土市场具有优势:而且在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的轮式装载机供应量中也占据了1/3的市场份额,此外,还开始向发达市场进军。难怪包括卡特彼勒在内的该行业的传统领先企业都已经奋起行动,争相与中国竞争对手组建合资企业。



甚至像欧舒丹这样的奢侈品牌也在新兴市场消费者中备受青睐,新兴市场是这家法国公司增长最快速的市场。该公司的IPO将在香港交易所而不是在欧洲证交所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兴市场的新贵经常通过牺牲利润建立优势来获取市场份额,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其中表现最好的企业在其国内市场的严酷条件逼迫下进行创新,并开始建立更加精益的业务模式,既能满足低成本要求,又能实现令人羡慕的财务回报。

以印度领先的无线供应商Bharti Airtel为例。2003年,Bharti创始人Sunil Mittal好不容易雇佣了电信工程师并建造了网络,其发展速度足以跟得上移动服务的爆炸性需求的,后来该公司做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决定,将Bharti无线网络的建造与管理工作外包给爱立信和诺基亚。结果,该公司发明了一种管理移动服务公司的全新方法,其每用户平均收入尽管只是发达国家电信公司用户的10~15%,但却赢得了比多数西方电信公司都高的利润率。

新兴市场消费者的诱惑力甚至打动了奢侈品企业。例如,法国美容产品领域的私人企业欧舒丹将其即将到来的IPO地点选在了香港的交易所,而不是巴黎的欧洲证交所。原因在于:新兴市场是这一经济型奢侈品品牌增长最快的市场。

不要认为新兴市场只是成本竞争的场所——技术创新将成为新的竞争前沿
去年,新兴市场企业中国电信制造商华为公司在专利申请方面首次位居世界之首,但却没有一家美国企业进入前十。这一指标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也许是,但是,它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根本趋势。如今,印度提供的技术工人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而中国已踏上了超过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研发队伍的道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才中心在新兴市场崛起,其技能不断深化,新的创新生态系统将会出现。现在,已经有1,000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运营研发基地,是10年前的5倍。

在电子、计算和清洁能源以及其他领域中,新兴市场的企业越来越成为未来方向的代表。长期以来,华为被不屑一顾地当成是思科系统公司或爱立信的追随者,看起来像是永远不会强大的新兴企业,而现在,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在各地制造着最尖端的网络设备。它将几乎每一家领先的电信运营商都视为其客户。

学习管理多种业务模式——或者就要好好研究研究西方是否仍然重要
对于老牌西方跨国公司,最大的困境在于确定在高度差异化的不同市场中全面竞争时如何繁荣发展。由于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都要求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创新,许多企业可能面临如下诱惑:减少在新市场中对潜在的长期收入增长进行投资,以便在既有的市场中追求立竿见影的利润收益。这一做法可以理解:尽管未来50%以上(在许多行业中甚至超过这一比例)的全球增长都将出现在新兴市场,但迄今为止,大部分的利润仍出自经合组织国家。但是,上述做法是短视的,企业需要找出在两个市场中均取得成功的方法。

手机市场是说明这一悖论的经典例子:先进的智能电话仅占全球手机总量的6%,而苹果、RIM和HTC公司现在却能赚取行业总利润的50%以上。在低端,诸如TCL和ZTE等OEM制造商生产的超低价手机在新兴市场中从数量上占据了巨大份额。诸如摩托罗拉、诺基亚和三星等传统厂商发现自己被夹在了中间,需要抵御来自上下两端的进攻——主要的攻击来自于注册不到五年的竞争对手。管理多种业务模式并非易事。

反冲的确存在——那么为何不自己来推动创新呢?
有一些创新企业开始悟出个中道理。例如,GE针对印度市场发明了一种心电图仪(ECG),售价1,500美元,不到欧洲和美国的传统ECG监测仪价格的1/5,但仍有利可图。这一新产品不仅帮助GE将更高水平的医疗带给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还让她悟出了如何在发达市场中制造2,500美元的监视器的思路。基于这一经验以及其他的类似经验,现在GE在印度开发着她25%以上的新型医疗产品,并有明确的计划将其运用于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



巴西圣保罗的购物者——总部位于发达市场的企业带来的投资在发展中市场中激起了一波“创新反冲浪潮”,巴西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低价格、高质量产品的出现提高了参与全球竞争的筹码。

这一大规模重新平衡所释放的创新浪潮的前景,应该为所有CEO敲响警钟。新兴市场不仅仅是巨大的增长机会,它们还是未来的成功者打造其长期竞争力的场所。追求在发达市场中渐进式地扩展产品线,尽管在短期内有利可图,但是,不足以打造所需的关键优势。随着为未来的大众市场创造低价格、高质量产品的运动从发展中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创新的“反冲”浪潮即将来临。在货币走强以及有所改观的资产负债表的支持下,新兴市场的挑战者将会收购更多的西方企业,从而沿着价值链进一步上移。学会如何在低成本、高增长市场中取得成功,意味着不仅能够在此类市场中获胜,而且能够在任何市场成功。
步从容 发表于 2010-8-12 09:47:05
21世纪的组织
大公司必须进行全面的组织变革,才能充分利用其专业人员之长。
2005年7月 • Lowell L. Bryan and Claudia Joyce


作者简介
大约在半世纪之前,Peter Drucker 创造了“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这一新词,用以描述一个新型工种,这些员工的基本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土地或劳力,而是有效地利用知识。这些知识工作者可能更应被称为专业人员,如今他们在世界顶级公司的员工总数中占据很大的比例,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加。在金融服务、医疗保健、高科技、制药以及媒体和娱乐等行业中,专业人员现占劳动力总数的25%或更多,在有些情况下,从事着最为典型的重点生产线工作。这些人才是新业务理念的创新者。这些人才使得公司可以应对当今变幻莫测的商业环境,并且他们还能够创造和管理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目前是众多行业创造价值的主要途径。

高效的专业人员可以提高大企业的竞争力,但目前这些员工日益发现自己的工作受到了阻碍。这些专业人员工作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与同行的互动来创造和交换知识及无形资产。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要浪费大量时间来寻找所需的知识(即便这些知识就在自己的公司内)以及与他人一起协调自己的工作。

随着这些专业人员作用的凸显,他们的效率却越来越低下。细想一下协作行为。在公司中工作的专业人员人数的每次增长都会导致潜在协作者和低效互动几乎呈指数级的(而非线性的)增长。目前,许多大公司都雇用了10,000名或更多的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大约有5,000万个潜在的双边关系。对于知识也是一样:搜寻知识意味着设法找到头脑中有这种知识的人,因为大多数公司都缺乏有效的“知识市场”。这种搜寻之难可用全球公司电子邮件的数量来衡量,该数量从1998年的每天约18亿封上升到了2004年的每天170多亿封。随着寻找人员和知识变得更加困难,专业人员同事之间的群体凝聚力和信任度有所下降,从而降低了生产率。

存在缺陷的组织结构设计
当今的大公司在提高专业人员的生产率方面所做甚少。事实上,这些公司垂直的组织结构设计,再加上临时特设和矩阵式的重叠,几乎总是使专业工作更为复杂和低效。这些垂直结构是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极不适合专业工作流程。公司内专业人员彼此之间的合作应是水平的,但垂直结构却迫使这些员工在缺乏连接的组织竖井之间搜寻知识与协作者,并在找到后获取他们的合作。

然而更为糟糕的是,矩阵结构的设计本来是为了照应横贯垂直管理的“辅”轴,但却常常为专业人员制造了需要面对两个上司的难堪,比如,一个负责销售队伍,另一个负责产品线。寻求合作的专业人员因此需先向组织上级请示,之后才能在水平方向上开展协作。通常情况下,只有在有意协作的人员说服有上下级关系的管理者解决相互竞争的组织竖井间的冲突后,才能进行有效合作。大量时间浪费在了调整日程分歧和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上。

其他特设的组织形式(例如内部联合、部门的共同领导、扩展的专案小组与研究团队)只会使组织进一步复杂化,并增加在内部协调工作所需的时间。当专业人才(直线经理或共享服务部门成员)浪费宝贵时间去应付复杂的具有严重缺陷的组织结构时,结果便是无穷无尽的会议、电话和电子邮件交流。

新的组织结构模式
为提高专业人员的生产率,大公司须大幅改变自身的组织结构,既要保留传统层级结构的优点,又要承认专业人员更高的价值,因为他们富有想法、敢于创新并能与同事利用品牌和网络等无形资产进行协作来产生收入和创造价值。要达到这些目标,公司可以修改其垂直结构,以便让不同的专业人员团队专门负责明确指定的任务(例如直线经理负责收入,非直线团队负责长期增长措施),明确各专业人员团队的责任。然后这些公司应建立新的覆盖网络和市场,以便利于专业人员相互协作,并找到他们所需的知识。

通过实施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组织设计原则,公司不仅能建立这种新型组织,还能降低互动的复杂性,并提高内部协作的质量:

废除失效的矩阵和特设结构,并将直线经理的职责范围缩小为负责当前的收益,从而优化并精简垂直和直线管理结构
部署非直线团队,以发现新的财富创造机会,同时通过动态的管理流程解决短期与长期之间的权衡问题
开发知识市场、人才市场和正式网络,以促进无形资产的创造和交换
依靠绩效评估(而非监督机制),充分发挥自主专业人员的作用
上述每条政策的基础理念可能并非全新的,但据我们所知,至今还没有哪家公司全盘应用了所有这些政策,这便限制了潜能的充分发挥。例如,倘若公司在试图简化其垂直组织结构的同时,却没有促使大量自主专业人员更方便地合作,则工作效率也许能够提高,但无法弥补工作成效的降低。

简化直线结构
第一个设计原则是,明确直线经理(他们负责实现公司的收益目标)的上下级直接报告关系、责任和职责,因为他们只有达到了短期预期才能考虑所有其他事项。为了达到此目标,公司须建立具有明确主导权的管理轴线(产品、职能、地域或户管理)并废除那些常会令决策权和责任关系产生混乱的矩阵和特设组织结构。动态的管理和完善的协作(如下文所述)是达到这些特设结构的目的的更好途径。

致力于优化其直线管理结构的企业应为结构间的决策(如关于对分摊的信息技术成本进行管理的各种方案)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机制。建立这些机制的途径一般是规定和明确各高级领导团队成员各自的决策权,并根据需要建立企业范围的治理委员会。可能还有必要把需要集中管理的重要支持部门从直线结构中抽出,这样就可由专门的专业人员(而不是直线经理,往往直线经理顶多是有天赋的业余人员)将这些部门作为共享服务来运作。

最后,为促进企业范围正式网络的形成,应在全公司范围内建立平行结构与平行职责。例如,在企业内为审计员或地区主管规定一致的职责,可帮助这些岗位上的人员展开互动与协作。

动态管理
一旦新简化的垂直结构允许直线经理将自己的注意力专注于达到公司短期收益期望值上,则其他专业人员便可有充分精力集中于长期的财富创造上。这种分工的好处显而易见。正如我们所知的一名管理者所说的那样,您不会愿意让整天进行肉搏的人去设计长期武器项目。

正在进行的多年度任务(如发布新产品、建立新业务或从根本上重新设计企业的技术平台)通常需要全职、专注的专业人员小组,他们具有“在林中漫步”的自由,从而通过试验和错误以及推理性修正发现新的成功价值主张。下线经理每天须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所以很少能具备执行此类发现流程的时间与资源。

但这倒不是说公司在从事此计划时应放弃规程。事实上,针对战略的举措组合方法使用风险资本与自营投资公司的分阶段投资流程以及行业领先公司的研发流程,使企业能够“对好的机会做准备”1。采用此方法的公司使用其预算的固定部分(如所有支出的2%到4%)并派一些优秀人才,以寻找并制定长期战略举措。为保证良好的资源投入,每项重要举措通常都由一名高级管理者担任活动负责人。一旦某项举措已经为扩大规模做好了准备(即当收入和成本预测非常明确,可以列入预算时),就可以将其置于直线结构中了。

当然,在企业层面上,公司须以将战略举措的支出并入整体预算的方式来管理短期和长期收益,因此公司须采用一个系统而有效的途径进行必要的权衡取舍。所谓的动态管理能够有所帮助:有序流程、决策协议、滚动预算、日程管理程序的结合能使企业将举措组合的管理纳入到运行整个企业的综合高级管理方式中。动态管理迫使企业从大局出发明确地做出资源配置方面的权衡,而不是让预算紧张的下线经理暗中做出权衡。这个变化可进一步简化直线经理的职责。

建立横向覆盖组织结构
从垂直组织中剥离了生产率低下的矩阵和特设结构并明确了直线结构以后,企业须以市场和网络的形式建立横向覆盖结构,这有助于专业人员在整个组织内展开横向协作。这种网络覆盖更利于他们交换知识,寻找其他专业人员并与之合作,以及培养能够创造无形资产的群体。

由于这些市场和网络覆盖结构可帮助专业人员在整个企业内进行横向互动,而无须在垂直的命令链中忙碌,因此它们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生产效率。建立这类网络覆盖结构的企业,其投资目的不仅是最大程度减少相互交换知识及其它宝贵无形资产的专业人员的搜寻与协调成本,而且是最大程度增加他们以较低成本进行各种有效互动的机会。

我们相信,同步建立知识市场、人才市场和正式网络可使此三者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知识市场能帮助正式网络的成员交换知识,而这反过来又将有助于强化该网络。若在人才市场中提供和寻找工作的人属于同一正式网络群体,则该人才市场将更有效。将这些技术结合起来,可让公司在开展水平协作时大大节约成本。

知识市场。在过去1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知识管理曾经呼声颇高。尽管投资巨大,但收益有限。知识管理所带来的实际价值比较少,而知识创造和交换所带来的实际价值要比这多得多。达到此目标的关键是要了解:企业最宝贵的知识主要存在于专业人员这些最有才能的员工的头脑中。

在公司范围内有效地交换知识与其说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组织问题。如我们此前论述的,为促进知识的交换,企业须移除阻碍专业人员互动的结构性障碍。这些企业还须学习如何鼓励那些可能还素不相识的人(毕竟大公司通常有大量专业人员)为了他们相互的利益而一起工作。鼓励陌生人交换宝贵事物的最佳途径是什么?事实证明,答案当然是市场,经济正是用市场来达到此目标的。技巧就是将市场带入企业内部。

如果要交换的产品本身属于无形资产,那么企业如何才能建立有效的内部市场呢?尤其是有效市场需要有价物来进行交易,更不用说价格、交换机制以及供应方之间的竞争。此外,标准、协议、法规和市场辅助机制往往有助于市场更加有效地运行。

这些条件并非本来就有(知识市场是可管理的“人造”市场),因此企业必须创建这些条件2。尤其重要的是,公司要向知识的供应者提供激励和支持,这样才能使他们整理知识(即制作高质量的“知识产品”)。“买方”能获得的内容须比其他来源更深入、更有用,且更容易找到和吸收。

知识市场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因此目前比较少见。我们发现,在大公司内建立有效的知识市场需要大量投资以创造条件,这样才能真正地建立起一个市场。一个成功的此类机制可显著提高创造与交换知识的能力,并大幅削减研究与协调成本。

人才市场。一个同样有效的途径是建立人才市场,帮助人才库(无论是在单个组织部门内,还是在整个企业内)中的员工寻找从短期项目到长期营运职位的备选岗位。同时,任何要提供岗位的人还可评估所有寻找新机会的员工。和知识市场一样,企业须投资于人才市场,以保证正在寻找新工作的人才能与正在寻找人才的管理者联系上。

企业须给人才市场制定详细的规则,必须指定标准化的职责,验证候选人的资格,确定管理者如何接收求职者的绩效评估,等等。其他要求包括定价(具体职责或岗位的报酬)、促进员工交换的交换机制、协议与标准(岗位任期、再分配任务法、向转岗员工传达决策的流程)。人才市场确实存在(特别在专业组织内),但和知识市场一样,它们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正式网络。有相同兴趣——如类似的工作(工业工程师)、相同的客户群(汽车行业)或同一地域(中国)——的人自然而然地会形成群体网络。这些网络可降低互动的成本,同时提高互动对于所有参与者的价值。网络通常可以为他们带来规模报酬递增:网络越大,他们找到协作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群体网络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它们的范围常受到限制(例如由于它们无法延伸到远距离单位和地域的潜在成员)。此外,有时它们的运行效率太低(需多次对话才能接触到合适的人),可能过多依赖参与者的信誉,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可能无法吸引足够的投资以有效地服务于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

要解决这些问题,公司必须投资于网络并在企业中确立网络的正式地位,从而提高网络的价值。其中有个措施是指定一名网络“所有者”,由他发展共同的能力(例如对知识创造进行投入)。其他措施包括建立成员激励机制、界定不同区域(多个群体网络的存在可能会使潜在成员感到困惑)、建立标准与协议以及提供共享基础设施(如支持网络活动的技术平台)。

事实上,经济责任领域分明的正式网络可进行许多促使公司使用矩阵式管理结构的活动。不同的是,正式的网络依赖自主人员,他们基于自身利益而一起工作,而矩阵则通过层级结构迫使人们一起工作。此外,在正式网络中,有共同利益的人们在相互协作时,决策权极少会出现混淆。而在矩阵机构中,决策权的混淆会导致内部组织更加复杂,甚至会造成关系紧张。

尽管群体网络在众多公司里兴起,但很少有公司将其作为正式机制。但是这一后续步骤是公司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它为人才在组织竖井中进行水平互动扫除了不必要的复杂性。

绩效评估
完成这一新型组织模式的最后一组观念就是放弃某些层面上的监督控制,让人们在绩效指标、协议、标准、价值和结果管理体系的引导下进行自我指导。

当然,即使许多员工越来越多地实行自我指导,相关负责的领导者也必须对整个公司进行控制。但所需要的是具有启发性的领导,而非干预性更强的管理。当然,管理仍将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要从许多将继续在“工业化构建”的流程中工作的员工那里获得价值,并让公司所有员工和管理者对自己的绩效负责。

但随着劳动力队伍中自主专业人员逐渐增加,领导者们须通过设定目标和使用绩效指标来管理他们,这些指标可激励他们自己安排工作(包括个人的和集体的)以达到那些目标。一名成功的首席执行官曾告诉我们,要激励员工的表现,进行绩效评估比提供经济上的激励更重要。其难点在于,要有效地评估绩效,必须针对不同的职责和人员运用不同的指标。如果运用了错误的指标,效果肯定不如人意。

为了激励人们开展协作,从而使这种新的组织模式有效运作,企业须建立指标,使员工个人对自己在集体成功中的贡献负责,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为让人们“相互负责”。对于高管来说,这种指标尤其重要。广而言之,它们对所有自主员工来说也是必要的。例如,有些人擅长于培养其他人才的能力,或能够贡献与众不同的知识,这些人应比其他虽能同样做好本职工作但不能培养人才或贡献知识的人受到更高的重视。

适用于当今大公司的新组织模式不会自发地从过时的工业时代旧式结构中脱颖而出。相反,企业必须通盘设计新的模式,遵循专业人员价值创造方式的新原则。运用这些原则的大公司将以更少的成本从它们雇用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那里获得更多的价值。在此过程中,这些公司可从根本上提高应付当今经济中的挑战并捕捉机会的能力。

作者简介:
Lowell Bryan 和 Claudia Joyce 分别是麦肯锡纽约分公司资深董事和董事。
longfan 发表于 2010-8-12 20:04:24
看了以后受益匪浅啊
jj222777 发表于 2010-8-15 23:12:42
呵呵!学习了,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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